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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(十三)
2018-8-16
来源:未知
点击数:  1392        作者:未知
  • 作者:孙志江

     

    不怨不尤 安贫乐道

    怨尤都是埋怨的意思,不埋怨上天不埋怨大地。保持一种乐观、积极的心态,坚持自己的操守,坚持自己的追求。道,是指儒家之道,安贫乐道是处于困厄之类的环境之中保持一种安然的心态,把追求儒家之道作为一种快乐,

    洪应明在《菜根谭》中说:“能忍受吃粗茶淡饭的人,他们的操守多半像冰一样清纯玉一样洁白,而讲究穿华美衣服的人,他们多半都甘愿作出卑躬屈膝的奴才面孔。因为一个人的志气要在清心寡欲的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,而一个人的节操都是在贪图物质享受中丧失殆尽。”

    大凡贪图物质享受的人,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不堪,同时也不会有高尚的品德,因此他们为了能得到更高层次的享受,就不惜用任何手段去钻营名利,甚至于摆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态度也在所不惜。为人处世,如果不本着“君子爱财取之以道”的原则而过分追求生活享受,不但会作出无耻的行径,还会触犯刑律,惹出滔天大祸。

    松、竹、梅素称“岁寒三友”,其之所以可贵,关键在于它们能经得起风霜的考验。如此一来,惟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。因此孟子才说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    历史人物如刘禹锡,虽居陋室,却达观坦然。又像陶渊明,悠然见南山。就是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无论发生什么,无论是仕途不顺,还是人生烦恼,都不埋怨别人,淡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却又不是消极避世,而是积极乐观,以不怨不尤的心态去面对生活

    孔子有学生3000,其中最出名的有72人,而颜回又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。颜回的一举一动,在孔子看来,都合乎心意,所以孔子常常以颜回的事例来教育其他学生。有一次,孔子对学生们说:贤哉,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,回也!意指:贤德啊,颜回吃的是一小筐饭, 喝的是一瓢水,住在穷陋的小房中,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苦,颜回却仍然不改变向道的乐趣。贤德啊,颜回!

    孔子十分赞赏颜回的这种品德。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品德呢?孔安国说,这是安于贫而乐于道

    还有一次,鲁哀公问孔子:在你3000多学生中,谁最好学?孔子说;只有颜回最好学。他不迁怒,不二过,不幸短命死矣!意指,颜回最爱学习。他遇着发怒的时候,能做到随发随化,从不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;有了错误就改,决不重犯。只可惜,颜回29岁头发尽白,40岁就死去了。孔子为他的短命感到非常悲痛。

    外圆内方 善解人意

   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《原毁》中说:“古之君子,其责己也重以周,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,故不怠;轻以约,故人乐为善”。这句话的大意是: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,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略。要求自己严格,所以自己永远不会懈怠;对待别人宽容,所以别人乐于为善。这是讲的如何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。

    待人有三种方式,一种是阿谀奉承,虚假待人;一种是疾恶如仇,耿直待人;第三种就是外圆内方,坚持原则,又善解人意。

    人无论处在何种地位,也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,都喜欢听好话,喜欢受到别人的赞扬。的确,做工作很辛苦,能力有大有小,只要尽了力,当然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,这是人之常情。会为人处世的人,即便觉得你干得不好,也不会直言相对。生性油滑、善于见风使舵的人,则会阿谀奉承,拍拍马屁。那些忠直的人,此时也许要实话实说,这就让人觉得太过莽直,锋芒毕露了。有锋芒也有魄力,在特定的场合显示一下自己的锋芒,是很有必要的,但是如果太过,不仅会伤害别人,也会损伤自己。做大事的人,过分外露自己的才能,只会招致别人的妒忌,导致自己的失败,无法达到事业的成功,更有甚者,不仅因此失去了政治前途,还累及身家性命,所以有才华要含而不露,对他人不可过于耿直地指责和批评。

    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,为人赞扬。他们不惜身家性命为民请命,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益,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,但是为江山社稷,为黎民百姓,他们忠言劝上,直言不讳。可是,这样拼却性命地直言进谏,是最好的办法吗?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,得遇圣明的君主,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,所以直言当看对谁,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尽自己的职责,但是不值得你直言进谏的,如果不能审时度势,则是愚忠了。

    历史上很多精通方圆之道而成就功业的。如:诸葛亮、徐文远、曾国藩、勾践、乾隆二刘(刘统勋和刘纶)、同时期的刘墉、纪晓岚等具精此变通之道。刘宗元因严正刚直,藐视贵族,直言抨击官场丑恶,显得锋芒毕露。以至遭到种种报复和打压,最后流放南方,方才觉悟:“吾子之方其中也,其乏者,独外之圆者。固若轮焉,非特于可进,亦将可退也”。

    崇高为文 肩担道义

    读书、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。读了什么书,就会成为什么人;是个什么样的人,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。读书,是为了做人,而写作就是表现人。读书,是看别人如何做人,写作,则是自己如何做人,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。孔子讲述而不作,但他还是有“作”,只不过是他的弟子帮助他完成的,不然我们就读不到《论语》,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孔子。

    在古人那里,文章乃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他们有一种为文的崇高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,他们将生命扎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根部,览四海之波澜,观古今之风云,才会有一种至乐至真的巅峰体验。而我们当代的文人,有多少曾钻研过博大精深的国学?有多少称得上学富五车的博士?我们在追逐潮流,也在制造潮流,最后也将为潮流所淹没,我们的文章连同生命成为浮云流水,沸沸扬扬之后,终将无影无踪。所以,作文也要寻根!

    如果没有根?我们不知道为谁做。既不为他人,也不为自己,更不会为历史,而是为名利而写作。名利已将我们的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,为之而生,为之而死,我们也必将为之付出无法后悔的代价。

    在我国古代,有很多像苏东坡所说的具有“蓬蓬勃勃如上气”的文章,这种文章就像开锅上的水蒸气,在烈火的炙烤下倾尽全力往外冒,那么勇敢,那么坚毅,势不可挡。如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、贾山的《至言》、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、韩愈的《原道》、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、苏东坡的《上神宗书》;后来的如黄遵宪、吕晚村、袁枚等人的文章。皆具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气势。

    韩愈的文章,不仅雄奇,而且具有容纳百川的心态。他不仅与班固、杨雄、司马迁的文章一脉相承、一气相通,而且在训诂方面也十分精当。读读《南海神庙碑》和《送郑尚书序》,就会知道韩愈的文章实在与汉赋相近;再读读《祭张署文》和《平淮西碑》,就会发现韩愈的文章实在与《诗经》相近。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灌输到文章之中,体现了韩愈“铁肩担道义,乃士人之本”的博大胸襟。

    发表于《公关世界》2014年第8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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