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旨与使命:


发掘华夏先贤的公关智慧


促进世界人民的互敬友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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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(之八)
2018-8-16
来源:未知
点击数:  407        作者:未知
  • 作者:孙志江

        

    尽职尽责 如履薄冰

    成大事者,必定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,尽职尽责,如履薄冰。

    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物,尤其是“清代帝王多勤敬”,令人肃然起敬。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,“夙兴夜寐,有奏即答,或有紧要事,辄秉烛裁决。”即使到了晚年,右手因病不能写字,仍用左手执笔批旨,而决不假手他人。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:“自御极以来,虽不能自谓能移风易俗,家给人足,上拟三代明圣之主,而欲致海宇升平,人民乐业,孜孜汲汲,小心谨慎,夙夜不遑,未尝少懈,数十年来,殚心竭力,有如一日。”这并非过誉之词。康熙数十年间,夜分而起,未明求衣;彻曙听政,日捕而食。他为“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,也为日后的雍正帝、乾隆帝树立了勤敬的榜样。

    雍正帝处理朝政,“惟日孜孜,勤求治理,以为敷政宁人之本。”从早到晚,没有停息,白天同臣下接触,晚上批览奏章,经常至深夜。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,他也“孜孜以勤慎自勉”,不敢贪图轻松安逸。他的这种工作作风,年年如此,寒暑不断。经雍正帝亲手批阅的奏章,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,这还不是其全部。雍正帝自己所写的谕旨及对大臣奏章的批示,现已选刊者即不下数十万言,其未刊者尚不知凡几。

    康熙、雍正之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权力,是因为他们“钦承列祖开创鸿阜,休仰良考付托至意,为社稷之重,勤劳罔懈耳”。就是说,是感到治理江山的责任重大,故而勤于政务,不敢稍有懈怠。

    康熙、雍正等毕生对政务的勤敬可以说是国家层面的公关行为。古往今来,权力曾令许多人为之着迷,甚至疯狂。权力一方面代表着利益,能使权力拥有者收益;权力另一方面代表着责任。延伸到当今社会,权力的主体是人民,权力应该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,保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,权力的拥有者更应诚惶诚恐,如履薄冰。

    怒制乐 虚怀若谷

    古往今来,凡有匡天下之志者,皆能制怒制乐,虚怀若谷。如此才能有稳定、积极、健康的情绪,而情绪的控制关系到能力的发挥,影响到事业的成败。古人修身非常讲究制怒制乐,慎防喜怒过度。历史上像周瑜气死、牛皋笑死之类的悲剧并不罕见。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让感情所左右,是统御者制胜的内功

   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。秦晋淝水之战之际,前秦百万大军进攻晋国,朝野震惊,唯独司徒谢安泰然处之,面无惧色,他不慌不忙地布置兵力御敌,然后到别墅里去和客人下棋。当前线的捷报传来,谢安却将它放在床上,面无喜色,下棋如故。等客人告辞,送客回来后,才高兴地返回内室,由于心情高兴,履齿碰在门槛上而折断,后人称誉谢安有庙堂之量

    历史上,虚怀若谷者必是有很高修养的人,因为修养是理智的基础。修养甚佳之人,才能站得高看得远,才能出手有理、有利、有节。

    战国时期,孙膑和庞涓斗智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,妇孺皆知。二人曾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。鬼谷子非常欣赏聪明、好学的孙膑。传说鬼谷子多次考验两个弟子,孙膑都占了上风,庞涓自叹弗如。庞涓出师后,来到魏国,暗中派人去召孙膑。孙膑来到后,气量狭小的庞涓非常嫉妒他,上进谗言,使他受刑,成了没有膝盖骨的残废人。孙膑控制住自己愤怒的情绪,不气馁,假装疯癫,后来得齐国使者相救,在齐国受到重用,做了军师。孙膑在以后与庞涓的军事角逐中,利用其好大喜功、目空一些的弱点,使庞涓利令智昏,一步步走进他布下的罗网,最终于马陵道兵败身亡。孙膑最终的成功,除了靠他的兵法谋略以外,胸怀开阔、控制情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倘若孙膑鼠目寸光,匹夫见辱,拔剑相斗的话,其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    土崩瓦解 安危

    资治通鉴第十八卷有载:汉武帝时,以举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方式,招纳了一批文学之士,组成内朝,让他们参与政事。当时,有一个叫徐乐的文士上书武帝,说:“我听说天下的最大祸害,在于土崩,不在于瓦解,古今都是如此。”所谓土崩,就是广大民众反抗统治者的斗争;所谓瓦解,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。

    徐乐认为“此二体者,安危之明要,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”。什么叫土崩?秦朝末年就是土崩。陈涉没有千乘之主的尊位,没有一尺的封地,本身不是王公贵人的后代,没有获得乡里的赞誉,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德,也没有陶朱公和猗顿那样的财富;但是,他起自贫民居住的街巷,举起长戟,袒露一个臂膀大呼,天下人闻风响应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这是由于民众困苦而君主却不加体恤,臣民怨恨而君主却毫不知情,社会风俗已乱而国家政治却仍不进行整治。这三条,正是陈涉用来起事的资本,这就是所说的土崩。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在于土崩。

    什么叫瓦解?公元前154年1月,即西汉初期汉景帝3年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瓦解。七国之主图谋叛乱,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战车的诸侯王,有数十万的军队,其威力足以控制封地全境,其财力足以奖励他属下的官吏百姓;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,反而在中原地区被俘虏,这是什么原因呢?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势比一个平民轻,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。在那时,先帝的德政影响还没有衰减,而且安土乐俗的百姓很多,所以诸侯得不到本人封地之外的援助,这就是所说的瓦解。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害不在于瓦解。

    总而言之,徐乐的见解与管仲对“民”与“国”关系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,管仲认为: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。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。”古往今来,无不揭示这样一个道理:顺民心则国兴,逆民心则国亡。

    以法治 依法办事

    法,律也,范也,乃指人们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。峻法,即指法律的严厉,法律的威严。治国不能不讲法,人人遵纪守法是实现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。

    梁启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后指出:“立法善者,中人之性可以贤,中人之才可以智。不善者反是,塞其耳目事其愚,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,故一旦有事,而无一人可以为用也。”也就是说,立法完善与否,直接关系到官吏和百姓的素质,进而影响到国运的兴衰。

    唐太宗李世民治国,很强调法治,坚持赏罚严明。根据《贞观律》流传至今的《唐律疏议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。他不仅完备法制,而且执法出以公心,不因人而异。贞观十七年,他的姐姐广平公主的儿子赵节参与谋反集团,他得知后,按律处死了赵节。当他亲自到姐姐家去说明此事时,广平公主哭倒在地。唐太宗也流着泪说:“赏罚不避仇敌,刑罚不避亲戚,这是大公之道,我不能违背。”在对待自己的子女上,唐太宗也不例外,他的儿子吴王恪,因好打猎,损害了农民的庄稼,结果给予了“免官,削户三百”的处罚。

    不仅如此,为避免造成冤案,唐太宗主张重证据,反对逼供,又下令:凡属死罪,都要经过中书、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、九卿公议,才能做出决定。又规定死刑在执行前,要经过五次呈报审议。同时,对于官吏枉法受贿的,严加惩办。所以贞观年间吏治清明。贞观六年十二月,唐太宗审阅了死刑案件,下令全部死刑罪犯一律暂时释放,回归家乡,从事春耕,约定来年秋天到长安报到。第二年九月,全部囚犯293人都如期到达。此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传为美谈。

    (发表于《公关世界》2014年第4期)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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